記者：您認為在非遺傳承方面最大的困難是什么?

馬：我們今天所謂的非遺都是中華文明——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時期遺留下的產物。這兩個文明的特點是生活節奏相對比較緩慢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是那時從容的生活狀態。我們現在的生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快速，那么大的地球現在變成了一個地球村，它們都是工業文明的成果。工業文明是一個新的文明形態，也是我們人類創造的。在中華大地里生成起來的我們的農耕文明，曾經引領了世界很長時間。遇到工業文明，對我們是一個挑戰，一個極大的挑戰。原來安逸的理想國不復存在，那是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，同時也是我們的文明從波峰走下來，相遇的時候工業文明自然是強勢。那么，我們如何迎接工業文明的到來呢?我很贊同湯因比“挑戰與應戰”的理論，我們人類不斷地在挑戰與應戰當中發展成熟自己，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程。與其縮后我們不如主動應戰，這個應戰我們需要對我們的傳統和今天的文明“相遇”保持怎樣的心態，電腦、手機不是我們發明的，但畢竟使用時還是我們的方塊字、象形字，說的是我們自己的民族語言，電腦、手機的使用在這個時代讓我們生活和工作更加便利。要多找到這種契合點，一味去埋怨發牢騷是沒有用的。我認為，過于理想化，不切實際的非遺保護也是影響非遺的傳承，還得要面對現實。在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上，教科文的官員反復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物質文化遺產的差別，指出：物質文化遺產的重點是盡可能保持這項遺產的原貌，使其保持不變。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動態的，不可能是永遠一成不變的，因時而變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重要的特性。“重要的不是如何保護我們已經傳唱已久的歌曲和戲，而是吸引新的傳承者并且給予他們足夠的資源和條件，使他們能夠創作出新的歌曲”，“通過一切方式向新一代傳遞這些文化，并將這些文化融入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，這就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方法。”我們從政府角度和學者角度還是要保持比較理性的態度，要認準自己的文化是充滿著生命力的，只不過現在遇到了一些困難，這個困難可以跨過去，或者說這個困難根本不是矛和盾，而是可以融合的。連陜北剪紙的傳承人都切身體會到“傳統的非遺如何走進現代生活并適應它，這是手藝人和傳承人要邁過的一個坎”，這是她們的原話。這個坎一定要邁過去，表現形式上可能要多想一些辦法，多樣化一點，這要求我們應該打開思路。我們非遺保護工作有一句話叫“秉承傳統不失其本”，在這個原則下要有一些創新，一些新樣式和品種;所有的樣式和品種應該帶著我們自己的元素和基因，不應該是面目全非的。非遺的魂不能丟，無論剪紙走到哪里還是像剪紙而不像別的什么形式，刺繡還是像你這個地區的刺繡，哈密刺繡，江蘇的蘇繡，潮汕的潮繡，各地區的個性和特色是不能丟的。

只有這樣才能解決現代和傳統文化保護傳承發展的矛盾。今后，在我們的研培計劃培訓地和傳統手工藝工作站，老師和傳承人幫助年輕手藝人進一步恢復他們的傳統的精湛技藝，開拓創新思路。我們把最好的非遺都記錄保留了下來，傳承在繼續，它們仍然是鮮活的。

記者：您認為非遺保護能否借助社會力量的支持?

馬：《非遺法》第九條規定“國家鼓勵和支持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組織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”。目前社會力量的支持還比較弱。現在大環境好多了——大家都搶非遺保護這個名頭，從原來不問津到現在開始成為熱門，打著非遺保護的幌子背后暗藏著很強功利性的現象也越來越多。非遺保護是公益性事業，更多的是需要保護、需要扶持。打著非遺的旗號想短時間賺大錢撈一筆的話，這樣的文化公司也會很失望的。我們提倡企業積極參與到非遺保護工作中來，但不會硬性要求做完全奉獻、沒有回報的參與，因為這種方式是不可持續的。企業在非遺中經濟效益方面的回報周期可能會較長，但會在樹立企業公眾形象、擴大企業社會知名度等方面獲得很好回報。我們在實施研培計劃的過程中，邀請一些有意向的企業參與其中，比如支持企業到非遺項目所在地設立工作站，就是希望能夠建立一種既有利于非遺保護，又使企業受益的長期合作機制，實現共贏。